我今天的党课题目是：“新时期执政党所面临的任务及如何增强党的执政能力”。这是个很有时代特性和理论价值的党建资讯网课题。对于这个问题，我学习和思考还很不够，愿意借今天这个机会和大家共同研究、探讨，并希望通过党课能够抛砖引玉，教学相长。
     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同志明确指出：“当人类社会跨入二十一世纪的时候，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这三大历史任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历史和时代赋予我们党的庄严使命。”如何保证我们作为执政党能够不辱使命完成任务，这就要看党是否能够在执政过程中代表先进性、体现时代性、富于创造性。对于这个时代课题的思考，十六届四中全会给予了回应。所以，我想从两个角度谈我的认识。一是时代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迎接挑战承担重任；二是我们的党只有自身现代化才能增强执政能力与时俱进。
　　一、新时期我党作为执政党所面临的的三大挑战及其历史任务
实现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三大任务是我们党在正确判断国内外综合形势及其时代主题的基础上提出的，是客观形势发展对党在新世纪提出的明确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勇敢地承担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大历史任务。应该看到新世纪新阶段、新形势新任务，给党的领导和执政带来多方面的巨大挑战和严峻考验。目前中国共产党面临着来自三个方面的挑战，一是党所肩负的艰巨任务和历史使命；二是党面对的国际环境和时代要求；三是党的自身状况和存在的问题。形势逼人，不进则退 。
　　（一）、准确认识和把握新时代---党面对的国际环境和时代要求
　　当新世纪的钟声敲响，人类社会跨入二十一世纪的时候，国际局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在曲折中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从时代特征和新的实际出发，要求我们必须用世界眼光去观察和把握当今世界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的发展趋势，观察和把握当今中国的伟大变革，以战略思维来回应时代的需求和呼唤。江泽民同志在“５·３１”讲话中，曾把当今时代的本质和基本特征概括为：世界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明多样化、科技信息化。这一概括精辟地反映了自《共产党宣言》发表一百五十多年以来时代所发生的重大的、深刻的变化。江泽民同志指出，我们一定要看到时代发生的这种重大变化，一定要看到这种变化背景下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发生的重大变化，一定要看到广大党员干部人民群众工作、生活条件和社会环境发生的重大变化。这种时代变化、时代特征，对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提出了严峻挑战和崭新课题。
　　“综观全局，21世纪头20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十六大报告语) 战略机遇期中包含确定和不确定的战略机遇。从全球范围看，在这20年中比较确定的战略机遇有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信息化等。这些大趋势构成了一个新的全球战略环境，为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了难得的机遇，抓住这些机遇对于实施、丰富和发展我国的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也需要以敏锐的战略意识捕捉未来不确定的战略机遇，根据战略机遇的不同情形，对发展战略的框架进行相应的调整。
　　中国人一直到现在都忘记不了近现代历史上曾错失的几次重大战略机遇。因为错失机遇，中国在十九世纪后半叶到二十世纪前半叶间，度过的是风雨飘摇、国弱民穷甚至任人宰割的屈辱日子。历史学家说，浑然不觉“外面的世界”而沉浸于“天朝上国”迷梦中，是导致错失重大战略机遇的主因。
　　上世纪后20年，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和致力于经济建设的一系列重大战略举措，国力倍增，不仅赢得了世界各国的尊敬，更使自己站在了一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起跑线上。
但中国还难以陶醉于已经取得的辉煌成就中。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对被世界各国都看作是“重要战略机遇期”的新世纪头二十年，格外重视如下八大机遇。
　　机遇之一：可以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的“安宁期”
　　机遇之二：确立中国在世界新格局中战略地位的“孕育期”
　　机遇之三：在世界科技新高潮中加速腾飞的“推进期”
　　机遇之四：利用经济全球化和产业转移高水平调整我国经济结构的“成熟期”
　　机遇之五：发挥中国的比较优势、实施“走出去”战略的“磨合期”
　　机遇之六：解决我国现行体制和结构深层次矛盾、加快制度创新的“突破期”
　　机遇之七：在世界范围内发挥中国人力资源优势的“成长期”
　　机遇之八：不同文明的融合给弘扬中华文化带来的“拓展期”
　　从以上八大机遇的分析表明：机遇和挑战并存，希望和压力同在。目前我国在先后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８００美元、国内生产总值突破１０万亿元的基础上，２００３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首次突破１０００美元。不少学者和国际友人提醒我们，世界上一些国家、地区的发展历程昭示我们：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１０００美元向３０００美元过渡这一关键阶段，如果举措得当，经济社会发展将实现新的跨越；如果应对失误，很容易导致经济徘徊、社会动荡。
　　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新考验，摆在执政半个多世纪的中国共产党面前——
　　放眼全球：国际局势发生新的深刻变化，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继续在曲折中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各种矛盾错综复杂……
　　环顾国内：改革发展处在关键时期，社会利益关系更为复杂，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求不断增长，对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和愿望日益强烈……
　　展望未来：新世纪新阶段，我们党肩负着庄严的历史使命——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继续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这三大历史任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审视自身：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还不完善，一些领导干部和领导班子思想理论水平不高、依法执政能力不强、解决复杂矛盾本领不大，一些党员干部事业心和责任感不强、思想作风不端正、工作作风不扎实、脱离群众等问题比较突出，一些党的基层组织软弱涣散，一些党员不能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腐败现象在一些地方、部门和单位还比较严重……
　　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党的执政能力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关键因素；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连结点。
　　面对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面对改革发展稳定的艰巨任务，深刻汲取世界上一些执政党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大力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进一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完成党的执政使命，是全党面临的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课题。
　　（二）、实现理想，承担重责---新时期党所肩负的艰巨任务和历史使命
　　1、 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进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1）“全面小康”的内涵
小康是一个充满传统文化色彩的概念。小康一词最早出自《诗经》，其中有“民劳亦止，汔可小康”。意思是说，人们有劳有逸，日子就能好过。所谓小康社会则是“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人们能维持中等生活水准的社会。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邓小平古为今用，给“小康”赋以新的时代内涵。他用“小康”这个词来表述“中国式的现代化”， 提出分三步走实现小康社会的战略设想，由此引发了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根本性调整。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就是建设一个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的小康社会；一个更高水平的、更全面的、发展比较均衡的小康社会。所谓更高水平，就是在优化结构和提高效益的基础上，用大体２０年的时间，国内生产总值比２０００年翻两番，达到４．３万亿美元，人均超过３０００美元；基本实现工业化，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谓更全面，就是经济、政治、文化全面进步，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完善，社会主义法制更加完备，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明显提高，形成比较完善的现代化国民教育体系、科技和文化创新体系、全民健身和医疗卫生体系。所谓发展比较均衡，就是使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地区差别扩大的趋势逐步扭转，人与自然更加和谐，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足、生态良好的党建资讯网文明发展道路。这是新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伟大实践的新起点，是亿万人民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新目标。
　　(2)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具体指标
　　目前，实现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已经走完第一步和第二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中国式的现代化”建设第三个战略阶段中具有决定意义的发展阶段。其目标包括经济、社会、环境和制度四个方面共16项指标。在经济主题方面，有4项指标；在社会主题方面，有7项指标；在环境主题方面，有3项指标；在制度主题方面，有2项指标。
　　经济主题 ：
　　第一项指标：人均GDP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反映的是一定区域内的经济发展水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是，到2020年，使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两番。实现这一目标，GDP必须保持年均7.2%的速度。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人均GDP目标设定为25000元。按照汇率法计算，这一水平相当于现在的3000美元左右。考虑到通货膨胀和美元币值变动等因素，2020年，人均GDP可能在4000到5000美元之间。
　　第二项指标：非农产业就业比重 随着经济的发展，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移是一条普遍的规律。1980-2000年，我国劳动力向非农转移年均0.94个百分点。建设全面小康社会，要走广泛参与的新型工业化道路。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将有力地促进非农产业就业比重的提高。根据国际经验，在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左右时，非农就业比重可以达到60%左右。我们估计，2020年，我国非农产业就业比重可望达到60%以上。
　　第三项指标：恩格尔系数 恩格尔系数是反映居民富裕程度和生活水平及质量的重要指标，它等于居民用于食物消费的支出与总消费支出之比。一般来说，居民收入水平越高，其恩格尔系数越小。根据国际经验，人均GDP在3000美元左右时，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均在30%上下。
　　——城乡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1980-2000年，城市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由56.9%下降到39.4%，年均下降0.9个百分点左右；农村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由61.8%下降到49.1%，年均下降0.6个百分点左右。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城乡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均将继续下降。根据国际经验， 2020年，我国城市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可以将到30%以下，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可以降到40%以下。
　　——最低收入1／5人口消费的恩格尔系数。保证最低收入人口的生活达到小康水平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应有之义。2002年，城镇居民最低收入1／5人口消费的恩格尔系数已降到50%以下(为46.0%)。到2020年时，全部人口中最低收入1／5人口消费的恩格尔系数至少应降到50%。
　　第四项指标：城乡居民收入 居民收入增长主要决定于经济增长。1980-2000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5.7%，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6.4%，分别低于GDP年均增长速度4.0和3.5个百分点。在2020年GDP翻两番之时，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将是2000年的3倍左右，按2000年不变价计算，为20000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将是2000年的3.5倍，按按2000年不变价计算，为8000元；城乡居民收入之比由2000年的2.8:1下降到2.5:1左右。
　　社会主题
　　第五项指标：基尼系数 基尼系数测定收入分配差异程度的指标。基尼系数的取值在0和1之间，取值为0时，表示收入分配绝对平均；取值为l时，表示收入分配绝对不平均。根据世界银行研究报告——《中国：促进公平的经济增长》——提供的数据，1999年，我国的基尼系数为0.437。目前，多数学者认为，我国的基尼系数已在0.45以上，收入分配不甚合理。在未来20年中，我国的基尼系数将呈下降之势，2020年，有可能下降到0.4以下。
　　第六项指标：社会基本保险覆盖率 社会保障是一种社会稳定机制，是保证全体社会成员基本生存需要的手段，是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协调发展的有效工具。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要求为全体国民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包括基本的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险。2020年，社会基本保险覆盖率应达到100%。
　　第七项指标：平均受教育年限 提高居民的受教育水平和劳动者科学文化素质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国际上一般选用15岁和1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作为判断国民受教育水平的依据。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1人类发展报告》的资料，2000年，我国1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6.4年。同年，世界高收入国家为10年，美国为12.1年。我国一般选用6岁和6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水平作为判断国民受教育水平的依据。2000年，我国6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62年。估计2020年，我国6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应达到10年。
　　第八项指标：出生时预期寿命 预期寿命是一个综合性较强的指标，既能反映社会、经济的进步状况和医疗水平的发展状况，也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人们的营养状况和生活质量的改善情况。根据世界银行《2003年世界发展报告》，2000年低收入国家的出生时预期寿命为59岁，中等收入国家为69岁，中低收入国家为64岁，高收入国家为78岁，我国为71.4岁。我国的预期寿命显著地高于同等发展水平的发展中国家。估计，2020年我国的预期寿命可达到75岁。
　　第九项指标：文教体卫增加值比重 文化产业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是影响社会经济运行方式和条件的重要因素。2000年，我国文教体卫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3.6%，文化产业比较落后。据估算，至2020年，我国文教体卫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可达到10%。
　　第十项指标：犯罪率 为居民提供安全的生活环境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2000年我国平均万人中公安机关立案的刑事案件29万起，2020年应降至15起／万人以下。
　　第十一项指标：日均消费性支出小于5元的人口比重 日均消费支出小于1美元(购买力平价值)的人口比重是国际上通用的反映贫困状况和公平状况的重要指标。。现阶段，我国城市居民家庭贫困线为2310元／人，农村居民家庭贫困线为627元／人；城市最低救助标准应为每人每日6.3元，农村最低救助标准应为每人每日1.7元。这些标准是保证贫困人口基本生存需要的最低标准。2020年我国日均消费支出小于5元的人口比重应降到0。
　　环境主题
　　 第十二项指标：能源利用效率 能源是经济增长的动力，能源消耗的总量及其结构直接影响着环境质量。1998年，我国千克煤当量的产出是0.65美元，世界平均水平是2.32美元，低收入国家0.58美元，中等收入国家1.45美元，上中等收入国家1.82美元，日本是5.87美元，美国是2.66美元。2000年，我国千克煤当量的产出是6.8元(相当于0.82美元)，比1998年有所提高，但是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还有很大差距。2020年，按2000年的价格计算，我国千克煤当量的产出可达到20元(相当于2.4美元)，与目前世界的平均水平相当。
　　第十三项指标：使用经改善水源人口比重 能够使用上经过改善的水源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体现。2000年我国安全卫生水普及率为75%，世界平均水平为81%，上中等收入国家(人均GNI大于3000美元小于9400美元)为87%，高收入国家为100%。根据国际经验，2020年，城乡居民的安全卫生水普及率可达到90%左右。但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要求，至2020年，我国城乡居民的安全卫生水普及率应达到100%。
　　第十四项指标：环境污染综合指数 环境质量党建资讯网是影响居民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环境污染综合指数是将大气、水质、噪声等污染状况综合起来对环境质量进行考察的指数。现在，国内有关方面正在研究环境污染综合指数的计算方法和判断标准。
　　制度主题 制度是用以协调人类行为的规则和组织。制度涉及许多方面，但是，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来说，廉政建设和政府管理能力是最为重要的两个方面。前者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政治文明发展的状况，后者则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的能力。
　　第十五项指标：廉政建设 用全国检察机关直接立案的贪污贿赂和渎职案件数与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就业人数之比作为反映廉政状况的代行指标(姑且称之为“廉政指数”)。2000年我国万名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就业人员中检察机关立案的件数为41起，至2020年，应降至10起／万人。
　　第十六项指标：政府管理能力 政府管理能力涉及公共财政管理、国家储备状况、法律法规建设、社会秩序维护等诸多方面。为体现小康指标体系的简洁性和易操作，我们选用非正常死亡率作为全面小康指标体系中评价政府管理能力的一个代行指标。这一指标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政府的管理能力和应对危机的能力。
　　非正常死亡包括因交通事故、火灾、安全生产事故，以及自然灾害等造成的死亡人数。用交通事故和火灾死亡人数的比重估计非正常死亡率，2000年为15‰，2020年应降至5‰。
　　2、 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炎黄子孙的夙愿
　　“台湾作为中国一部分的地位，绝不允许改变。中国共产党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坚定不移的。我们有最大的诚意努力实现和平统一，但不能承诺放弃使用武力，我们完全有能力制止任何‘台独’分裂图谋。结束祖国大陆同台湾分离的局面，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是中国共产党人义不容辞的使命。”“完成祖国的统一大业是人心所向，是任何人任何势力也阻挡不了的历史潮流。”这是全世界华夏儿女的共同心声，这是中华民族的坚强意志。
　　(1) 追根溯源，“台湾作为中国一部分的地位”不可动摇 （略）
　　(2) 统一是中华民族的最高理念，为了祖国的统一，海峡两岸人民将坚持斗争到胜利（略）
　　今天，少数“台独”分子、台湾分裂势力仍顽固坚持他们的分裂立场，妄图从历史、文化、民族传统等方面割断台湾同祖国的联系，割断台湾与祖国的历史，企图达到将台湾从祖国分裂出去的卑鄙目的。然而，海峡两岸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文字、共同的风俗习惯、共同的文学艺术、共同的道德观念，传承几千年而光大，是任何人也否定不了的，是任何势力也破坏不了的。
　　3、 维护世界和平与繁荣，促进人类共同发展和进步
　　关于这一部分的内容，我在教材中投入的笔墨较多，我在这里就不多赘述了。重点谈两个问题。一是如何看待“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和“韬光养晦” 的和平发展战略指导思想；二是怎样理解新时期我国的和平外交政策。
　　第一，“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和“韬光养晦” 的和平发展战略指导思想
　　首先，什么是“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的和平发展战略思想。
　　“以和为贵”、“和而不同”是中国古代思想家提出的伟大思想。和谐而不千篇一律，不同又不彼此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用“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的观点观察处理问题，不仅有利于我们善待友邦，也有利于国际社会化解矛盾。
　　在当今世界上，和平和发展已经成为主流。冷战结束以后，人类对和平的国际环境的渴望更加强烈。随着信息科技的飞速发展，各国文化的联系更加密切、交往更加频繁。国际大家庭以及“地球村”的现代观念的觉醒，显示了人类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和信心。在这种大背景和现代意识的观照之下，中国文化的光彩熠熠生辉。强调仁爱，强调群体，强调和而不同，强调天下为公，这些维系和调节家庭、国家和社会的传统美德凸显出不同凡响的现代性。面对单极与多极世界对立，面对恐怖主义的威胁，面对国际争端和局部战火，面对文明的差异和冲突……“和而不同”为人们提供了符合人类共同利益的价值取向，提供了体现人类共同智慧的思维方式，同样也提供了人类共同向往的世界和平图景。因此，“和而不同”的思想是传统的也是现代的，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其次，如何看待“韬光养晦” 的和平发展战略指导思想
　　（1） 有所作为与有所不为 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是一个整体，用通俗的话说，就是有所为又有所不为。有所不为是为了更好地有所作为。问题的关键在于选择党建资讯网所为的是什么，所不为的是什么。邓小平同志说的很清楚：“对于国际局势，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第一句话，冷静观察；第二句话，稳住阵脚；第三句话，沉着应付。不要急，也急不得。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可见有所作为的核心就是埋头实干，做好自己的事即国内的事。为了集中力量做好国内的事，就要避免干扰，有所不为：不当头，不称霸，不谋求势力范围，不搞集团政治，不干涉别国内政，不说过头的话，不做过头的事。
　　总之，是不慕虚荣，不翘尾巴。这样一个方针完全符合中国的国情。中国还是一个比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百废待兴，国内要做的事太多；中国又有十几亿人口和广大的领土，只要能够做到经济发展、政治清明、社会稳定、人民团结，就没有任何外来力量可以打垮或颠覆中国。中国之忧不在外国而在萧墙之内。办好中国自己的事就是最大的安全，就是中国对世界的大贡献。这个道理过去是正确的，今后仍然是正确的。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在国际上什么事情都不做。在涉及国家主权、安全和根本利益，涉及世界和平和地区稳定，涉及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等问题上，必须旗帜鲜明，坚持原则，进行卓有成效的工作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韬光养晦并非软弱而是韧性，它是忧患意识和坚强的自信心的结合。
　　（2）实事求是、知己知彼 韬光养晦的根据是对中国的力量、影响和国际地位有一个实事求是的估计。人贵有自知之明。既要看到成就，也要看到不足。
　　现在，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中国在这方面的处境并不美妙。中国既是大国，又是小国；在人口上是大国，在经济发展水平上是小国；在总量上是大国，在人均上是小国。中国基本上是一个区域性国家，影响所及主要在周边亚洲国家。中国有长期受压迫的痛苦经历，中国人民的共同心愿是脱贫致富，也不允许中国成为压迫别国的超级大国。
　　（3）冷静观察、沉着应付 这两句话是邓小平在1989年说的。这样说的根据是：第一，作为一种观察和处理问题的态度，冷静沉着总是可取的。第二，就特定意义而言，由于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世界局势正处在自古以来从未有过的变局之中，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在发生方兴未艾的巨变，我们还没有认识其规律，看不清结果。许多重大的国际事件，例如苏联的解体、两个德国的统一、美国新经济的兴起、日本经济的长期停滞、中国和印度的崛起、经济全球化与反全球化和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都是观察家们不曾预料到的。今后不可测的因素还很多，不知会有多少奇峰突起。因此，我们必需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继续冷静观察，沉着应付。
　　冷静沉着要求我们不说过头的话，不做过头的事。说话做事必须力求掌握分寸、留有余地，不可图一时之痛快而过头。例如，在香港回归问题上，我们与英国末代香港总督彭定康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这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回顾起来，我们在宣传中是否有必要把彭定康称为“千古罪人”，似乎值得商榷。今天此话言犹在耳，彭定康已经改任欧盟的外交委员，积极推动欧洲与中国发展合作关系，我们还是要同他打交道。
　　（4）韬光养晦不是中国专利 　韬光养晦是一个富有中国特色的概念，但其实质不外乎埋头实干，不慕虚荣，不翘尾巴，就是所谓采取低姿态的意思。外国人虽然没有这种说法，但也有同样的思想，一些国家也曾成功地采用过这种战略。
　　美国今天企图称霸世界，骄横跋扈，不可一世。但以前它也曾韬光养晦过很长一段时期。美国的国父乔治·华盛顿在卸任总统时曾经反复叮咛，谆谆告诫美国人要一心办好自己的事情，千万不可卷入欧洲列强之间的纷争。后来，门罗总统又宣布美国不管其他地方的事，其他国家也不得干预美洲的事，这就是著名的门罗主义。此后直到第二次大战，美国基本上坚持这一方针，满足于做美洲的地区大国，对英法德俄日等列强的争夺与战争隔岸观火，全身远害，利用时间，壮大自己。等到列强两败俱伤，它再作为生力军参加战斗，以风卷残云之势决定胜负，自然成为无可争议的头号强国，坐收渔翁之利。由此可见，一个国家从弱到强，由衰变盛，常常要经过很长时期的韬光养晦，休养生息，积聚力量，这似乎是一个规律。中国如此，外国亦然。
　　（5）韬光养晦也要付出代价 针无两头利，世间万事万物有得必有失，韬光养晦也不例外。这个政策有许多好处，但是也要付出一定代价。首先，这意味着在外交上要十分讲究策略，要冷静、冷静、再冷静，不能急，不能感情用事，不能意气用事。在必要的时候要忍让，甚至要退却。忍让和退却是痛苦的，但是在力量对比不利的情况下，“小不忍则乱大谋”。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
　　例如，1990年，尽管东欧苏联发生巨变，出了问题，尽管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七国制裁我们，邓小平还是强调我们“要坚持一个方针：同苏联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同美国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同日本、欧洲国家也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这一方针，一天都没有动摇过。中国的度量是够大的，这点小风波吹不倒我们”。同这些国家打交道是不容易的，因为他们都很牛气，都有不讲道理的时候，美国尤其如此，但是我们还是耐心对待，巧妙周旋，以斗争求合作。由于坚持这一方针，同这些国家搞好了关系，我们才能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一般而言，在各国的国内政治中，豪言壮语激动人心，容易为公众所接受。韬光养晦的冷静规劝不是哗众取宠。中国的情况更是如此。中国是有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国人自然地有一种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但是也有一种大国情结。近200年来，中国备受外国压迫，1949年中华民族才在政治上站了起来，最近才在经济上初步翻身。这些成就来之不易，使中国人感到扬眉吐气，可以对外国人说不。但是自我陶醉、排外情绪也容易滋长。
　　长期以来，中国在国际关系中，不是处于别国之上的中央帝国，就是处于别国之下的半殖民地，我们要做到对各个国家不卑不亢、平等相待，还要有一个适应过程。我们今天已经进入小康社会，成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成员。我们过去习惯于黑白分明、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我们今天面对的却是一个各国互为竞争对手又互为合作伙伴的更为复杂、互相依赖的世界，要尽可能谋求双赢。我们过去处于封闭的环境，习惯于也不得不自搞一套，另成体统；我们今天却需要与外部的开放世界接轨。无论从国家发展或民族心态角度看，这都是一个乍暖还寒、最难将息的党建资讯网微妙时期，既要做到保持昂扬斗志，又要防止骄傲自满。既要保持优良传统，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又要吸收外国先进文化，与时俱进，开拓创新。
　　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虽然中华民族已经走上伟大的复兴之路，如凤凰从劫火中重生，但是我们的复兴还仅仅是开始，前面的道路还漫长修远，崎岖曲折，荆棘载途。对于中国人特别是青年而言，今后仍然是尽力埋头实干之时，不是安享富贵尊荣之日。我们必须继续执行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方针，内求发展，外保和平；戒绝浮躁，远离虚荣；居安思危，谦虚谨慎；实事求是，应变创新；自力更生，交友善邻；不卑不亢，平等待人。

　　第二，怎样理解新时期我国的和平外交政策。
　　(1) 国际形势显现出许多新的特点
　　进入新的世纪，国际关系继续处于复杂而深刻的变化之中。国际形势显现出许多新的特点。
　　中国认为，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随着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维护和平、促进发展的有利条件在增加。国际关系民主化的观念深入人心。随着国家间联系日益紧密，奉行多边主义、加强协调合作、共同应对挑战，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但另一个方面，天下并不太平。一些传统安全问题远未解决，非传统安全问题又日益突出，恐怖主义、跨国犯罪、传染性疾病等在全球不断蔓延。这两类安全问题相互交织在一起，使世界面临的挑战更加复杂。
　　中国、美国和欧洲作为世界上有重要影响的力量，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方面肩负着重大的责任。处理好这三方的相互关系，加强合作，避免磨擦和对抗，这本身就是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贡献。
(2) 中国有自己的主张-- 中国的外交政策
　　我想借此机会阐述一下中国的外交政策，特别是中国对美、对欧政策，希望能对大家在这一期党校的学习和讨论有帮助。
　　中国坚定不移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其基本目标是维护中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其宗旨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在当前形势下，我们谋求的是和平发展，把自身发展与地区、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结合起来。为此我们愿发展与各国人民的合作。
　　首先，在国际关系领域，中国有自己的主张。
　　——中国主张顺应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潮流，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中国认为，新秩序应该体现历史发展和时代进步的要求，应该反映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愿望和共同利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其他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应该成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基础。
　　——中国主张维护世界多样性，提倡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发展模式多样化。
　　——中国倡导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通过对话与合作解决争端。
　　互信，是指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异同，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心态，互不猜疑，互不敌视。互利，是指顺应全球化趋势发展的客观要求，各国在实现自身安全利益的同时，互相尊重对方的安全利益。平等，是指国家不论大小强弱，都是国际社会平等的一员，应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政，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协作，是指各国通过对话和平解决争端，通过合作消除战争隐患，维护国际社会的稳定。总之，新安全观就是以对话增信任，以合作促安全。
　　——中国实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政策，愿在平等互利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和地区广泛开展贸易往来、经济技术合作和科学文化交流。中国还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有利于实现共同繁荣的方向发展，使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都从中受益。
　　其次，稳定和发展中美、中欧关系
　　在中国的外交政策中，稳定和发展中美、中欧关系占有重要位置。
　　中美关系是复杂和多层面的，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与最大的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也是相互交往和需要日益增加的两个大国间的关系。中美之间既存在许多共同利益和合作领域，也存在着一些分歧和矛盾。在对美关系中，我们坚持扩大积极面，减少消极面，寻求两国共同利益的汇合点，即“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的方针。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岛内分裂势力活动的不断升级已构成对台海地区乃至亚太地区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美国领导人多次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恪守中美三个公报，反对“台独”。我们希望美方言行一致，不要再向台湾发出错误信号。
　　近年来，中美关系总体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双方共同利益在增多，特别是在反恐、经贸、防扩散等问题上。中美两国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也在深化。中美贸易额是两国建交时的30多倍，美对华投资已居各国之首。两国领导人之间多次进行直接对话，就一些重大国际问题和双边关系中双方较为关心的问题进行深入交流，达成了不少共识，为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我相信，只要中美双方共同努力，两国关系还会不断前进。
　　欧盟是世界格局中的一支重要力量。随着欧盟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深入，欧洲必将在国际上发挥更大作用。中国重视欧盟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和影响。自2001年起，中欧建立全面伙伴关系，双方在政治、经贸、科技、文教等领域的磋商日益密切，合作成果显著。
　 中欧之间不存在根本利害冲突，双方的共同点远远超过分歧。中欧都主张国际关系民主化，主张加强联合国作用，反对国际恐怖主义，主张消除贫困，保护环境，实现党建资讯网可持续发展。中欧各具经济优势，互补性强。欧盟已成为中国第一大先进技术设备供应方、第三大贸易伙伴和重要投资方。双方正朝着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方向发展。
　　2003年10月13日，中国首次发表了《中国对欧盟政策文件》，阐述中国对欧盟的政策目标和今后5年的合作措施。中国致力于构筑中欧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互尊互信，求同存异，促进政治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互利互惠，平等协商，深化经贸合作，推动共同发展。互鉴互荣，取长补短，扩大人文交流，促进东西方文化的和谐与进步。
　　我们处于世纪之初，新世纪国际关系的前景是什么样，大国关系的走向如何，是我们共同关心的问题。建立一个和平、繁荣的世界是人类的共同愿望，也是人类共同的奋斗目标。我常常想，在这样宏大而崇高的事业中，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我看，今天在座的各位都在为之做出自己的一份努力。
　　（三）、执政兴国必须直面党的自身状况和存在的问题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中国共产党能不能长期执政、科学执政，直接决定着社会主义制度和整个国家的命运。尽管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了８３年的光辉历程，在全国范围内执政将近５５年，领导人 民进行改革开放也已经２６年了。55年的执政实践已经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是合格的，并且在实践中不断提高和增强。而且我们也清醒地看到，中国这么大的国家的发展，不仅是跨越性的，而且要解决百年以来所积累下来的问题，没有一个强大的领导力量是不现实的， (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发展从理论和实践上都证明，强大的政治领导力量，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关键，没有这个，现代化无从谈起。在中国社会能够承担这样角色的，唯有中国共产党。所以中国共产党的发展，不仅关系到中国共产党本身，不仅关系到社会主义社会本身，也关系到中国现代化发展本身，关系到民主，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只有社会的进步才有每一个人的幸福。这就为现代化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新的挑战。中国共产党必须回答这种挑战，必须在回答这种挑战中实现自我的发展，从而承担起，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历史使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
　　所以这一个道理，我们必须要有很好的认识。我一直有一个理想，中国如果再有30年，像过去20年这样的发展，中国就应该来说，就基本上走向一个成功的现代社会。怎么来保证这个再有30年的发展，其他我不说，首先要有一个稳定的、强大的领导力量来支撑。
对于一个有百年沧桑的中国社会来说，我们经过了多少次的努力。我们都还没有实现我们真正的梦想。今天有那么好的条件，那么好的平台，我们为何不加一把劲呢。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应该每一个人，都应该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在自我的建设当中取得成功，从而保证中国在未来，还有持续的30年 50年的持续发展。一个社会要成为强大的国家，只有在发展中来完成。那么中国过去20年的发展，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和政治发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个变化现在又对中国共产党提出挑战。因此我们现在就形成了这样一个逻辑，
中国的发展不能够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但是中国的发展本身又对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和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在这样的情况下面，承担民族重任和历史使命的中国共产党，唯有一条路可以走，在发展现代化过程当中发展自己。
所以今天的党建，不是一般意义上提出的党建的问题。是整个中国社会发展战略当中一个重要的布局。党的成功是中国现代化成功的关键。今天中国共产党，在一个变化的发展的社会和政治中，它遇到的问题是什么呢。是多方面的，从政治发展的角度来看，我认为它遇到的挑战和遇到的问题，主要是三个方面。
　　第一，执政方式所面临的挑战。
　　我们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所形成的以国家对社会的高度整合和高度统一的情况下面，政党作为执政的力量，它可以直接通过支配国家资源，可以通过对社会的组织，来实现党所代表的人民的意志，来实现对社会资源的配置和整合，来实现对社会的治理。但是，我刚才讲的现代的政治发展，正在改变了这种权力结构，社会的权力在增长，国家的权力正回到它应该回到的位置上去。很简单，现在政府职能转变，减少政府的审批，就意味着国家权力、政府权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你必须按照市场经济所给予的空间，回到你应回到的地位当中去。在这样的情况下面，党怎么样来领导国家，怎么来领导社会，就面临着新的问题必须来解决，就必须从过去的直接的领导转向通过制度 通过体制来领导。从过去直接用政策转向法律来实现。所以这里面治国方略的变化，是这种变化的要求。我们现在提出依法治国，是领导方式转变的一个最重要的体现。但这仅仅还是方略，接下来具体怎么来展开，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怎么具体来探索和领导国家或执政和领导国家？我怎么样领导社会、组织社会，我旧的方式不能用了，我怎样用新的方式。这就需要探讨。
　　第二个，领导体制面临着挑战。
　　这个领导体制包括了什么呢？实际上包括了三个方面，一个是组织体制，一个是执政体制，一个是什么呢，动员体制，组织体制是什么。
　　我执政党作为一个党本身的存在，我的组织体系应该是怎么样。也必须值得思考了。组织体系应该怎么样，因为社会结构变化了，社会权力结构变化了，人的活动空间发生变化了。我以什么样的组织形式，能够保证我党在这个社会当中依然保持着领导核心的地位和作用呢？我这个党的组织怎么样通过组织的形式，组织的体制与社会上其他的社会力量建立新的关系呢？与党的外围组织建立密切的联系，这就是个问题，组织体制的问题。
　　第二个执政体制，执政体制很基本的一个问题。我党怎么来运作这个国家制度，我既能够保证党的领导有效，也能保证国家制度按照法律的规定的范围，按照法律规定自主地完善地运作，与此同时我党的领导制度也能够运作开来。上海是在"十五大"所提出的，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精神下作了有益的探索。我个人认为这个探索保证了上海这10年来的发展。体制、执政领导体制是很关键的，那这里面是怎么一种关系，党政之间(应是)怎么一种关系，是值得研究的问题。我们今天经常在抱怨的一个问题，说，我们讲党政分开，讲了十几年，二十年，今天依然没有分开。我觉得这个判断不是很科学。
　　我们党政从一定意义上是分开了，因为过去党是全面地来统筹社会资源。所以邓小平在1978年讲话里就讲，以后要搞首长负责制，企业里搞首长负责制，这个就是分开了嘛。我们现在在基层里面，我们看到的很多首长负责制，但为什么我们依然感觉到，党政是没有分开呢。因为我们没有解决一个问题，党政分开之后，"党"跟"政"的体制结构是什么？没有解决，没从大的方面解决这个问题，因此没有解决，它用什么样的形式来用呢？自然很惯性地用传统的体制来运作，因此很惯性地又回过去了。但是记住，这时候回过去跟过去在党政一元化领导下，党政不分的体制是完全两样的。因为党政是分开的，现在接下来是什么问题，我个人认为，关键的任务是用什么体制。使党政在一个体制框架里面做到协调，再有一个动员体制，包括社会的教育，社会的引导，社会的整合。
　　第三，执政能力的挑战。
　　江总书记提出，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
　　为什么有这个问题。很简单，前面讲了政治发展来看，在现代的政治运作当中，法律，制度以及民主的力量，民主的意见，已经成为政治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要素。而过去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作用下，党的意见就代替了所有。现在不行，现在你要实现你的意志，你必须通过运作这套制度，必须通过运作民主的程序，必须与社会进行协商，必须与社会进行合作来完成。
　　运用制度，运用程序与社会合作，这个是一个党在现代政治文明中应该有的能力。在这个方面从一定意义上来讲，我们的积累是不够的。因为我们刚刚面临这个社会所发展的新的变化，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我们现在政治是开放的，社会是开放的。今天的全球化发展，使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所面临的许多的政治问题是我们过去所没有面临到的。再有一个，在现代化发展的情况下面，在全球化发展的过程当中，作为一个执政党，它不仅要去把握国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它还要去把握全球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动态，作出一个快速的，科学的，正确的决策。因此对于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怎么在整体上来提高它的执政能力是很迫切的、很现实的问题。但是这些的挑战，是中国共产党有效的领导了中国社会发展以后，使社会的发展变化所带来的。因此这些挑战对中国共产党发展来说，既是压力，也是积极的动力。
　　1、中国政治发展中关键在党建
　　对于中国政治发展中、对于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我一直有一个很基本的观点。什么观点呢？就是中国的现代化发展要形成一个可持续的发展态势，也需要有一个可持续的政治发展。政治发展的持续，倒过来保证了现代化发展的持续性。政治发展要能够持续，两个基本条件。一是现代化本身的有效的成长，它为政治发展不断提供了支撑的力量，因为现代化发展中所带来的问题就能逐步得到解决，这就为政治的发展提供了稳定的经济和社会基础。第二个要有稳定的领导核心，这种持续的政治发展就使得政治不仅能够保证现代化发展的进行，而且能够不断地为现代化发展提供一个有效的资源支持和有效的空间。
　　实践证明，像中国这么大的国家，要实现跨越性的发展，有效的政治保证是非常重要，这个可持续的政治发展关键在哪里呢？
　　我认为关键在党，在党的建设的全面发展。所以江总书记在"七·一"报告里讲的，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并不是因为我们中国共产党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而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目前面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是一个全新的局面，才提出这个问题。因此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际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建设怎样能够引领中国社会在21世纪实现它具体目标的政治力量和核心力量。而这个在21世纪建设中国共产党，它又在新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基础上面，在新的政治发展平台上面来展开，所以这个"7·1"讲话"、“5·31"讲话，关于党的建设的问题，我个人的理解是在这个平台上来讲的。
　　2、执政党建设面临的任务
　　我一直认为今天的党建与传统的党建有很大的不同。在战略上面它的定位已经有所不同，它是要建设一个领导21世纪中国社会发展这样一个执政党。政治发展的关键，中国共产党建设面临的任务是什么呢，我想主要有五个方面。1、先进性建设　2、理论体系建设　3、组织体系建设 4、制度体系建设 5、执政体系建设
　　第一个方面，先进性的建设。江泽民总书记讲保持党的先进性是根本的问题。先进是一个关键性和根本性的问题，那么先进性的建设体现在哪里呢？概括的来讲体现在三个方面，一、保持党的性质的先进性，二、党所处的历史方位，三、价值定位。
　　我们中国共产党，我们领导中国社会，我们提供给社会是什么样的价值系统。所以我一直觉得"5·31"讲话提出人的全面发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价值定位，也是中国共产党先进性建设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创造，而且这种创造的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创造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精神，符合人类发展的最基本的本质追求，也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我们100多年来的梦想不就是梦想国家的发展、人民的幸福，每一个人的价值的实现吗。所以先进性的建设是很重要的，这直接牵涉到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执政能够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有了这种拥护和支持，党执政就有了巩固的社会基础和合法性基础。这是一个。
　　第二，理论体系建设。怎么来构建社会主义的理论，使理论成为指导实践的重要的力量，关系到中国社会发展的动力。所以"5·31"讲话里面有一个很精彩的概括，我想也会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和发展历史上的一个很经典的概括。什么概括？党和国家事业不停顿，首先理论上不能停顿，所以理论建设对共产党的领导是非常重要的。这理论的建设，理论体系的建设从根本意义上来讲就是要完善和发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使得人们对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在观念上、在思想上、在意识上有个飞跃。我一直认为对今天的中国社会发展来说，三个要素是十分重要的。从领导的角度上来讲，一体制、二理论、三战略。体制、理论、战略，实践在发展，理论还必须发展，还必须丰富。因为毕竟我们这个理论是从实践中来的，是在实践过程中不断探索的。如果我们既定于固守于这个理论本身，而不去完善和发展这个理论，实际上这个理论本身有很大的空间，我们的事业确实很难发展。所以"5·31"讲话里面有很基本的思想，就是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的发展，实现理论的创新和进一步的解放思想，使中国社会能够在新的价值、新的目标下面得到有效的发展。这是理论的发展。
　　第三，组织体系的建设。我个人认为包括三个方面我们必须考虑的。一个方面，党员的整合，怎么把我们党员整合到，真正整合到组织系统中来，其中核心的问题，在战略上、组织上解决一个基本的问题，党要管党。我在到处去讲我的观点的时候，特别到基层社区，我讲。我一直讲谁在今天的社会里面学会运用党的组织，运用党的资源，谁就能够在工作中取得很好的成绩。那么学会运用党的组织、党的资源，就是一个党员怎么组合起来。第二个呢，组织建设。基层组织怎么激活它。党员活，基层组织活。怎么激活它？上海这20年的发展，很大程度上面是一些跨越性的发展。这个社会发展在很大层面上是依赖于社区功能的开发，而社区功能开发当中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基层组织的开发，党的基层组织在里面起着中坚的作用，没有这一个，我个人认为上海要实现这样一个平稳的发展是很难的。再有一个，怎么样来建立一个新的组织工作的平台。我个人认为党的组织功能必须转换，转换到哪里？转换到很现实的，就基层组织来看转换到作为一个执政党在基层社会。它应该承担的力量，功能是什么？是参与社会，关怀社会，服务社会。在这里面很清楚，把社会作为独立力量存在的。我党进入社会，参与社会，然后关怀社会，服务社会，从而使党在社会当中形成影响力，凝聚力。
　　第四个，制度体系建设。这个制度体系建设简单地讲主要是三个方面，一个是党内民主、一个是党的决策体制、一个是党内防腐权力制约体制。当然跟党内民主是联系在一起的。应该来说中国共产党经过80年的发展，积累了自己的制度资源，但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要成为有效的执政党，它也必须成为制度化的政治党，这个制度化的政党里面，很重要的是民主的制度、决策的制度和权力制约的制度。保证民主政治生活的展开，这是制度体系建设。
　　第五，执政体系的建设。执政是一个完整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党要形成的体系是什么呢？我个人认为至少有四个方面的体系它要去完成。一是党运作国家制度的体系，怎么样来运作国家制度，用什么样的机制、体制来运作国家制度。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党怎么在人大里面保证它的领导。这就是体制跟机制的问题了，这就是党运作国家制度体系的问题了。这里面要求完善的，我们有没有机制？有。比如政治协商、社会协商，这就是体系跟机制问题。但还是要完善它，这是一个。第二个，党的社会工作体系。党怎么样做社会工作，怎么去整合社会资源，怎么去整合社会当中的各种各样的组织和团体，怎么去整合，怎么来宣传社会、动员社会。这就是社会工作体系，还有新的体系出来。再有一个，党人才积累的体系，一个执政党要有方略，要有纲领，更重要还要有人才。没有人才是做不的，人才怎么样来培养？所以邓小平包括江书记第三代领导集体都讲一个问题，人才是关键。要有人才的积累和培养体系。最后一个，我个人认为越来越重要的，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体系。我们有统战工作，现在我们把统战工作升格，这是很有战略眼光的。这是一个工作体系，为什么现在又把它提升到那么高的地位呢？作为执政体系来讲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经常讲的一点，中国的社会经过这10年，尤其20年的发展，它多样化了，新的阶层，新的社会团体都出来了。怎么把它们容纳到党的周围，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这就靠统战工作来做，所以今天的统战工作，必须建立一个新的工作体系和新的工作方式、方法，它要承担的工作和任务还是很多的，这就是我对执政党建设面临任务的一些想法。
　　总结今天所讲的内容，我们可以用简单的话来概括：中国的发展、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包括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任务，就是为中国社会的发展，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政治文明。这是中国近代转型之后所留下的历史使命和历史任务。社会主义社会在中国的建立，为中国走向现代政治文明，也就是走向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提供了很好的空间和平台。中国的近20年的发展，尤其这近10年的发展，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奠定了很重要的基础。作为中国社会的领导核心，作为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承担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要完成这个历史使命，关键要随着现实、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实现自身的变化和发展。这种发展是关系到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建设的最终成功。党的建设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之间的有机的互动，将对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提供一个可持续的政治保障。可持续的政治，加上可持续的现代化发展，中国的现代化就能成功，中华民族的复兴就有了根本的保证。
　　二、如何增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
　　执政能力建设是党执政后的一项根本建设。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这是党的十六大提出的战略任务。2003年2月召开的十六届二中全会号召全党：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为重点，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2004年9月17日—19日，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它体现了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关于执政能力建设的思考在不断深化，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从“战略任务”，提到“重点”、再提高到“重中之重” 的重要位置，这是我们党过去没有的，它不仅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而且包含着极其深刻的时代意义。
　　无产阶级政党夺取政权不容易，执掌好政权尤其是长期执掌好政权更不容易；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是我们党执政后始终面临和不断探索的一个重大课题。深刻变化的国际局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现代化建设任务，迫切要求我们党提高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我们一定要从关系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关系中华民族前途命运、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充分认识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不断提高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一）、学习执政理论，掌握执政规律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召开前后，执政能力建设成为全党全国关注的焦点。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首先需要准确把握执政能力、执政理论、执政能力建设的深刻内涵
　　1、如何认识执政能力的内涵
　　执政，顾名思义，就是执掌政权的意思。要履行好执政的职能和责任，除了构建一个好的制度框架、好的组织体系、好的宪法和法律体系外，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提高自己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所谓执政能力，就是执政党掌握和运用国家机器，综合运用经济、政治、法律、行政等各种手段，领导、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本领和水平。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政党，执政的宗旨和内容是不同的。在我国，中国共产党坚持执政为民，所以我们所讲的执政能力，就是中国共产党按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正确掌握和运用国家政权，全心全意地代表、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带领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的能力和水平。
　　“执政能力”四个字中，关键是“执政”。它的所有“能力”，或者说，它与其他能力的不同之处，都是围绕着执政展开的。而执政本身，包含着丰富和复杂的内容。所以，执政能力如果展开来说，我认为应该包括以下10个方面的内容：科学分析形势和任务，制定执政的纲领、路线的能力；掌握国家政权、保持执政党合法性和执政地位的能力；驾驭国家机构、协调各种政权组织相互关系的能力；运用国家机器、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进步的能力；坚持执政为民、满足人民群众利益要求的能力；整合社会关系、解决社会矛盾、保持社会稳定的能力；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能力；正确处理国际关系、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利益的能力；应对复杂局面、抵御各种风险的能力；从严治党、拒腐防变、保持执政党自身先进性和生命力的能力。
　　当然，这10个方面，是从理论研究的角度来分析和划分的。作为党的建设的实际工作，主要是明确为什么要干、干什么、怎样去干。
　　2、执政理论的内涵是什么
　　执政是受执政理论指导的。胡锦涛同志在今年6月29日的讲话中指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包括执政理念、执政基础、执政方略、执政体制、执政方式、执政资源等主要方面。”他在8月22日邓小平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的讲话中，又加了一个“执政环境”。这样七个有关执政的基本范畴，就构成了执政理论的基本内容。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需要加强对执政理论的研究。
　　胡锦涛同志所说的七个基本范畴，好几个是在党的文献中第一次使用。所以，需要认真研究，对其内涵作出科学的界定。
　　一是执政理念。可以理解为执政的指导思想，其中主要的应是价值取向。我们党长期确立的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宪法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和“执政为民”，胡锦涛同志提出的“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等等，都是我们党的执政理念，它们清楚地表明了我们执政的宗旨、目的和价值取向，对于我们如何执政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有了正确的理念，才会有正确的行为。提高执政能力，首先就要进一步梳理和明确我们的执政理念。
　　二是执政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我们党的执政基础是什么？首先是人民基础。只有人民的拥护、人民的授权、人民的支持，我们才可以执政，也才可以执好政。人民群众，是我们执政最重要最宝贵的基础。在人民这个基础中，我们还可以区分阶级基础、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等等。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法律基础问题。
　　 三是执政方略。就是执政的大政方针、战略策略。执政，是全局性的根本大事，当然就要有全局性的眼光、全局性的思维、全局性的方针和全局性的谋划。着眼于宏观大局，谋划执政的大势、大事，我们才能从根本上掌握执政的主动权，比较顺利地实现执政的目标和任务。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实行的一些重大战略，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执政的方略。如“三步走”战略、依法治国方略等等。
　　四是执政体制。经济有体制，文化、科技、教育有体制，政治也有体制。从执政的角度来说，政治体制也可以称作执政体制。至于其他体制，多少也与执政有关。体制，建立在基本制度之上，是基本制度的实现形式。体制与制度共同构成我们执政的制度框架。执政，必须在一定的制度和体制框架内进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同样也要在体制上下功夫。新中国成立55年来，我们已经确立了执政的基本制度，但具体的体制还有待进一步改进和完善。
　　五是执政方式。在体制的基础上，执政还有一个方式方法问题。用什么样的形式、什么样的手段、什么样的方法具体执政，效果不一样。改革开放到今天，管理国家和社会，光用简单的行政命令不行了，必须运用法律的、行政的、经济的、协商的、契约的、思想政治工作的等多种方式和手段。还要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探索和创造新的方式。老方式管用的就继续用，不管用的就要及时舍弃、改造。
　　六是执政资源。办什么事情都要有资源，执政当然也不例外。哪些是执政的资源？强大的阶级基础是资源，人民的信任和拥护是资源，国家的人力物力财力是资源，社会的风气和价值观念是资源，宝贵的历史经验是资源，光荣的历史传统也是资源。我们一定要充分珍惜它们，恰当地使用它们，精心地保护和爱惜它们，使这些资源发挥最大的效能。同时还要更多地创造资源、扩展资源、积累资源。
　　七是执政环境。执政活动不是在真空里进行的，它总是处在一定的环境之中。这种环境有国内的，也有国外的。研究和改善执政环境，是我们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执政理论需要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在国内，我们要加强物质文明建设，创造一种宽裕的党建资讯网经济生活环境；要加强政治文明建设，创造一种稳定和谐的政治生活环境；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创造一种奋发向上的精神生活环境。在国际上，我们要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和国际文明的新秩序，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3、怎样把握执政能力建设的内涵
　　从构成执政能力的基本要素来看，直接影响和决定执政能力的主要有三大方面，这也是我们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点。
　　一是执政的制度和体制。这是执政能力的基础。一切执政活动能否正常进行以及其效率如何、效果如何，首先取决于制度和体制的设计是否科学、合理、便捷，这个制度和体制运转得是否顺畅、灵活、高效。这就是邓小平所说的，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只有在建立和完善执政的制度体制的基础上，才谈得上执政能力问题。当然，从另一方面来说，能否设计和建设一个好的制度体制，以及怎样运用制度体制，也是执政能力一个重要方面。所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一定要首先在制度和体制上下功夫，不断推进制度化、法制化、程序化、规范化进程，为党的执政活动搭建一个更为广阔和良好的平台。
　　二是执政的主体。这是执政能力的直接载体。执政能力，最直接地表现在执政主体的能力和水平上。主体是谁？应该是指整个执政党。分解开来，既包括党的领导干部，也包括作为组织的党的各级领导机关。执政能力是所有这些执政者和执政机构，科学驾驭和运用执政的制度、体制、方式而表现出来的治理国家、管理社会的能力和水平。因此，在完善制度体制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的素质和能力，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领导干部素质是否优秀、能力很强还是很弱，领导机关结构是否合理、运转是否良好，都直接决定和反映着执政能力的高低。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的五个能力，虽然并不等于执政能力的全部内涵，但它们针对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的实际，对提高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三是执政的方式方法。这是执政能力的重要方面。执政的方式方法是否科学、规范、合理，对执政能力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方式方法对路、得当，执政水平相对就高，反之，就会遇到种种麻烦和问题。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就要深入研究我们的执政方式，适应世界文明和国际形势发展的潮流，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适应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适应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要求，与时俱进，不断地加以改进和完善。
　　从执政的内容上来说，新世纪新阶段，我们提高执政能力，是要在国际形势深刻变化、国内改革发展处于关键时期的条件下，更好地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这三大历史任务，保证我们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
　　（二）、新时期执政党理论探索与实践
　　在党领导人民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初，邓小平就提出了“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这个重大问题。这个问题的实质，就是要搞清楚在执政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回答好这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键问题，为加强和改进执政党建设，指明了前进的目标和方向。
　　1、执政党意识的新觉醒
　　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同样，既要执政，就要有一个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一个执政党。但是，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对这个看似简单、明了的问题，要作出真正科学的回答，并不容易。事实上，从一开始执政，这个重大问题就困扰着共产党。
这个问题，首先被领导建设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布尔什维克党遇到了。作为执政党领袖的列宁，曾经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运用于俄国实际，对领导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党应当是一个什么样的党的问题，给予了全面系统的回答，从而形成了完备的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理论，并领导布尔什维克党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掌握政权后，如何加强执政党建设的问题摆在列宁党的面前，列宁在实践中提出了许多有重要价值的执政党建设思想。但是，由于帝国主义国家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叛乱的特殊环境，以及其他方面的原因，列宁没有更多的时问和精力探讨这个问题，成熟、系统的执政党建设理论没有形成。列宁去世以后，苏共虽然有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大好机会，可惜的是，苏共领导人没有能完成这一任务。
　　毛泽东把马克思恩格斯的建党思想、特别是列宁的建党理论与中国党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确立了党的建设的一系列重要原则，圆满地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处在小农经济汪洋大海包围之中、工人阶级占人口少数的国家，如何建设一个领导革命斗争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问题，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理论谱写了新的篇章。党的建设和武装斗争、统一战线一起，成为我们党克敌制胜的法宝。不过，掌权以后，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虽对执政党建设问题作了大量探索，进行了大量实践，取得了不少宝贵的经验，但是，总的说来，由于缺乏经验和认识上的片面性，也未能对“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的问题给予系统、科学的解答。
　　真正把执政党建设作为一个重大课题提出来的是邓小平。早在80年代初，改革开放刚刚开始不久，邓小平就提出了“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执政党的党员怎样才合格，党怎样才叫善于领导”的问题，并在后来十几年里，根据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总结历史经验，从方方面面对这一世纪性的难题作出了初步的回答。而且，邓小平高瞻远瞩，专门把“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作为一个重要的政治交代，寄厚望于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来解决。这为后来对执政党建设问题的探索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
　　执政党建设问题，不是一个已经解决了的问题。在苏联、东欧等国，由于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好，共产党不但失去了执政地位，而且自己也垮掉了。它表明，回答不好这个问题，不但不能执好政，已经在手的政权也仍然有得而复失的危险。对我们党来说，这个问题更加突出。因为由所处的世情、国情、党情决定，我们党肩负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双重使命。执政党建设搞得好不好，不但关系党自身的执政地位，而且关系国家和民族的前途。执政党建设问题如此尖锐地提到我们的面前，是过去从未有过的。
　　从这个角度，才能领会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于今天党的建设的巨大意义，才会体会到“三个代表”既与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又体现了执政党意识的新觉醒。说得通俗些，不是过去我们不“代表”（当然也有代表得不好的时候），而是在当今世界大变革的情况下，在执政的条件下，想当好这个代表显得愈发不容易，需要有新的境界，新的思维，新的探索，新的设计，新的水平。正因为此，我们才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当今时代执政党建设的伟大纲领。
　　2、执政规律的新认识
　　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加强和改进执政党建设，说到底，就是要把党的执政活动，提到规律的高度来认识。
　　什么是规律？规律就是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本质联系和必然趋势。政党执政的规律，就是政党在控制和行使政治权力过程中必须遵循的、反映政党政治本质和必然性的法则和客观要求。研究共产党执政规律，就是要研究共产党在执政过程中所应遵循的基本理念、基本原则、基本方式方法。
　　实事求是地说，对于执政规律的问题，我们过去是轻视了的。在不少人看来，既然我们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党，既然马克思主义是揭示社会发展根本规律的理论，那么，掌握了马克思主义，自然也就掌握了执政规律。实际上，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事物发展都有自己的规律性。对一般规律的科学认识不能代替对具体领域规律的科学认识。就如同掌握了唯物主义，不等于就掌握了物理、化学的原理一样。满足于一知半解，陶醉于过去的经验，缺乏对规律复杂性的自觉意识，没有对把握执政规律的渴求，就很难避免在执政活动中出现失误。
　　对执政规律认识不够，还和我们对政党性质认识的绝对化有关。执政规律研究的是执政党共性的东西。我们往往从政党的强烈阶级性出发，突出强调共产党和其他政党的不同。看到马克思主义政党和其他政党在性质上的根本区别，无疑是对的。但是，这并不说明，不同性质政党的活动，相互之间没有任何共同性。恰恰相反，政党各自的特点，正是建立在政党是人们自愿联合的政治组织、政党以取得政权为基本目标、政党充当特定社会地位的人们参与政治的工具、政党有内部组织和纪律这样一些共同点之上的。至于各执政党之间，共性还要更多些：都要为巩固执政地位而扩大自己的社会基础，都要通过解决社会问题显示自己的能力，都要通过对政治权力的有效控制实现对社会发展的调控和引导，都要举反腐败旗帜以争取民心，等等。因为特性而忽略了共性，或是用特性否定共性，导致的结果往往是忽视共性，忽视规律性，以至不愿受规律的约束，做出违背规律的事情来。在执政中由此而产生的问题，已经给了我们极其深刻的教训。
　　怎样认识政党执政的规律和执政党建设的规律？怎样学会尊重这些规律？“三个代表”给我们作了最好的回答。“三个代表”从执政为民的本质出发思考问题，要求我们重新认识“执政党应该是什么样的党”这个似乎无须深究的问题，实际上是要撇开过去长期形成的各种“左”的、僵化的和教条化的观念，使我们的认识回到了正确的原点。“三个代表”明确无误地告诉我们，在政党取得了政权、成为执政党之后，最根本的，就是要运用手中的权力，推动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对于这个所有政党都必须遵循的道理，共产党不但不能例外，而且由其性质所决定，在这一点上应该做得比其他政党更好。共产党是人民用来实现当家作主愿望的工具。党之所以能够执政，归根结底，就在于它反映了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发展要求，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人民因此才拥护党，信任党，才把权力交给党。离开了人民的拥护，政党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所以，共产党要长期执政，就必须始终不离开这个根本。这是一条不可改变的规律，是大大小小的执政规律中最根本的规律。对共产党来说，绝不存在什么比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更重要的要求，比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更重要的方向，比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更重要的利益。回顾我们的历史经验，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越是清醒，党的事业的发展就越是顺利；越是让似是而非的观点搞乱了我们的思想，我们就离尊重规律越远，产生的失误就越严重。可见，“三个代表”这个用最通俗的语言表达出来的思想，包含了极其厚重的底蕴，反映了我们党对执政规律的新认识。
　　3、以改革的精神全面推进执政党建设
　　“三个代表”不但反映了我们党在执政规律问题上认识的深化，而且为我们进一步探索政党执政规律提供了方向、标准和方法论。“三个代表”要求我们紧紧围绕“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这个基本问题，不是从脱离实际的观念出发，不是固守现成的理论，而是根据发展着的实际，来审视党的所作所为。这就向执政党建设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这种要求，贯穿于今天我们对执政党建设问题思考的始终。
　　例如对党的先进性的认识。“三个代表”的核心是保持党的先进性。由于政党都代表一定的阶级、阶层和集团的利益，通常由它所代表的那些人中能够率先认识到本阶级利益的先进分子所组成。所以，政党都具有一般意义上的先进性。当然，正因为政党都是一定阶级、阶层和集团的政治代表，有着深深的烙印，相互之间客观上就存在差距。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是其他政党无法相比的。但是，过去我们对先进性的理解，往往带有很大的片面性。即往往停留在性质层面上，停留在静态的、定性的分析上。这导致我们静止地看问题，似乎判断党是不是先进，只要看它的性质、成分、指导思想就行了。事实上，这是远远不够的。先进是对后进而言。一个党是不是先进，最终要看它的实际活动，要看它是不是真的走在了时代前头。因此，党的十六大指出：“党的先进性是具体的、历史的，必须放到推动当代中国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发展中去考察，放到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奋斗中去考察，归根到底要看党在推动历史前进中的作用。”这种动态的观点，是十六大赋予党的先进性的新的内涵。
　　又如对党的执政基础的认识。政党要扩大社会影响力，巩固执政地位，总要千方百计地壮大自己的执政基础，赢得尽可能广大的公众的支持。党的各项工作，都要围绕这一点来进行，而不是相反。过去党的领导之所以成功，就在于我们对此有高度自觉的认识。我们强调党的阶级性，是因为党只有立在工人阶级这个人数众多的先进生产力代表的基础上，才能把为人民大众的事业变成人民大众的事业；我们强调党的先进性，是因为只有走在时代前列的党，才能得到人民衷心拥护和支持；我们强调坚持共产主义目标，是因为这个目标表达了全人类的共同理想。离开了这些去谈什么阶级性、先进性，什么“主义”，没有任何意义。在时代和社会发生深刻变化的条件下仍然保守旧的思维和过时的观念，甚至甘愿因此而疏远广大民众，绝不应是共产党的作为。
　　再如对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认识。作为执政党，想执好政的主观愿望都是一样的。但是，尽管如此，我们还是看到，各政党执政的实际效果大不相同。这里面，执政方式是否科学，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执政方式不是由党的性质决定的。性质不先进的党，有时也会掌握比较科学的执政方式，做出令人刮目相看的政绩；而性质先进的党，有时却会因为不科学的执政方式而难以推动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大权集于执政党一身，执政党包揽国家和社会的一切事务，并不一定使执政更加有效；市民社会发展起来，大众民主意识迅速觉醒，也不一定必然削弱政党的执政地位。问题的关键在于，执政党要因应时代的变化和要求，不断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按照政治运作规律的要求来执政。这是党的十六大给我们提出的带全局性的重大课题之一。
　　 还如对党内民主的认识。一个有着巩固的执政地位的党，应该在整个国家和社会中享有崇高的权威，有能力调动全社会的力量，凝聚人心。这种力量从何而来？归根结底要靠党自身的活力。有活力才有生命力，才有吸引力，才有前途。而这种活力，只有当绝大多数党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都充分焕发出来的时候，才能够获得。所以，“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没有党内民主，党的生命也就完结了。当然，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是一回事，真正实现它又是另一回事。客观地说，在掌权以前，我们党由于身处险恶环境而难有完整的党内民主，在掌权以后又由于实行了计划经济而没有摆脱苏联模式的窠臼，党内民主也没有发展起来。认清这一点，不是要否定我们党长期实践中积累起来的党内民主成果，而是要使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更加清醒地看到发展党内民主任务的艰巨性，从而更有一份执政党的自觉。
所有这些都说明，在执政党建设领域，和在其他领域一样，要本着改革的精神，本着与时俱进的精神，通过不断的探索、创新，来全面推进执政党建设。
（三） 、如何增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
　　1、发扬我党善于总结经验的优良传统
　　善于总结经验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我们党在执政实践中，对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既要坚持又要发展；对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既要坚持又要完善；在推进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时既要加快又要全面；在坚持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时既要为民造福又要清正廉洁；在治国理政中既要为人民执政又要靠人民执政；在党的自身建设上既要抓住重点又要全面推进。这些主要经验，突出了把握执政规律、提高执政能力、完善执政方略、改进执政方式、巩固执政基础、完成执政使命等重大问题，是党执政经验的深刻总结，也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指导原则。
　　2、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必须有正确的指导思想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必须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以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核心，以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为关键，以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为重点，以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队伍建设为基础，努力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这一指导思想，是我们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实践的理论概括，体现了继承性和时代性的要求。
　　3、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要有目标
　　要建设就要有目标。《决定》提出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总体目标，这就是通过全党共同努力，使党始终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党，成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执政党，成为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勤政高效、清正廉洁的执政党，归根到底成为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永远保持先进性、经得住各种风浪考验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带领各族人民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社会和谐、人民幸福。这一总体目标是从我们党为谁执政的角度，从我们党怎样执政、靠什么执政的角度，从我们党要始终保持先进性、坚定性、纯洁性的角度所作出的精辟概括，指明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奋斗方向。
　　4、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必须明确任务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就要明确任务，作出部署。《决定》提出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主要任务，这就是按照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要求，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这五个方面的能力建设，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外交以及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个方面，是对党的总体执政能力提出的要求。在实践中努力提高这五个方面的能力，是对我们党的重大考验。紧紧围绕上述任务，立足现实、着眼长远，抓住重点、整体推进，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创建新机制、增长新本领，全面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就一定能使党的执政方略更加完善、执政体制更加健全、执政方式更加科学、执政基础更加巩固。
我认为，当前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点任务是：
　　(一)不断提高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正确认识和科学判断形势，始终是我们党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基本依据，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首要任务。
　　科学判断形势，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全面观察和审视世界。所谓宽广的眼界，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既要有历史的深远眼光，善于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去视察和审视问题，又要有世界的全局眼光，密切注视世界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军事、外交等方面的变化，善于在普遍联系中把握世界发展的大局，从事物的不断变化中掌握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深刻、更全面地认识当代中国和外部世界，更主动、更自觉地掌握自己的发展命运。
　　科学判断形势，必须正确把握时代发展的新趋势。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步伐加快，世界科技革命突飞猛进，世界范围的贸易竞争和国与国之间经济实力的较量越来越激烈。同时，世界多极化在曲折中发展，地区冲突、民族宗教纠纷等热点不断，反霸权、反恐怖、反分裂的斗争非常尖锐。面对深刻变化的世界形势和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江泽民同志指出："形势逼人，不进则退。我们党必须坚定地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头，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这三大历史任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历史和时代赋予我们党的庄严使命。"因此，我们必须敏锐地把握世界经济政治发展的大趋势，紧跟世界发展的新形势，勇立时代潮头，努力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争取主动，立于不败之地。
　　科学判断形势，必须善于进行理论思维和战略思维。所谓理论思维，就是要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观察世界、分析形势，透过现象看到事物的本质；所谓战略思维，就是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立足现实，着眼未来，从政治上、战略上思考和认识重大问题，确立科学的政策和策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国内外发展大背景、大趋势下，高起点、高水平地把握全局，谋划未来，开拓前进。
　　(二)不断提高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是我们党在科学总结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作出的正确选择。在改革开放以来成功实践的基础上，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经过10年的努力，我们实现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的巨大转变。然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既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也是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同其它经历了数百年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我们对市场经济的特点、发展规律及趋势的认识还不成熟，对如何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市场经济还缺乏经验，需要在探索和实践中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
　　提高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必须善于学习和把握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和运行特点，坚持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市场经济是以市场为中心，以效益为目的，以法律为规范的经济形态，与计划经济有着质的区别。要驾驭市场经济，必须认真学习市场经济的基本知识，全面认识市场经济的特点，努力掌握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自觉运用市场经济的规则和要求来规范经济行为，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运行和快速发展。
　　提高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必须善于抢抓机遇，应对挑战。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我们面临的市场竞争将更加激烈。只有善于抓住机遇，才能在日趋激烈的竞争背景下抢占先机，加快发展步伐。纵观发展形势，"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牢牢把握这一战略机遇期，积极推进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加大改革开放力度，促进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而在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提高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必须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改革和建设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在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经济社会生活难免会出现一些矛盾和问题，诸如农民和城镇部分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失业人员增多，有些群众的生活还很困难；收入分配关系尚未理顺；等等。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只能以加快发展为前提。发展是解决经济社会生活中各种矛盾和问题的重要基础和根本途径。我们必须千方百计加快发展步伐，不断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和民族凝聚力，及时化解各种矛盾，有效解决各种问题。
　　(三)不断提高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当今世界纷繁复杂，来自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以及自然界的挑战和考验接连不断，我们党面临着越来越复杂的执政环境。1997年下半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造成很大冲击；从2000年起，美、日、欧三大经济体同时陷入停滞和衰退，使我国面临着比亚洲金融危机更为严峻的国际经济环境。同时，世界政治形势很不平静，上个世纪90年代初发生了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中美关系出现一波三折；地区冲突加剧等。国内于上个世纪80年代末发生了政治风波；"法轮功"邪教组织制造破坏活动；台湾李登辉、陈水扁大搞"台独"分裂；1998年和1999年连续两年发生特大洪涝灾害；等等。所有这些，都对我们党应对复杂局面和抵御各种风险的能力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下，我们党不仅成功地应对了这些复杂形势，而且使社会主义中国展现出新的蓬勃活力，同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提高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必须坚持"冷静观察、沉着应对、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方针。应对国际上的各种复杂局面和风险，要始终坚持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采取更加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有理有节，巧妙周旋，积极应对各种复杂形势，有效抵御来自各方面的风险，努力争取更加有利的国际环境，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情。
　　提高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各种社会矛盾，善于协调不同群体之间的关系。江泽民同志指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新时期一个需要认真研究解决的重要政治课题"。要注重研究新形势下社会生活中的新情况、新问题，科学分析人民内部矛盾新的表现形式、特点和发展趋势，提高协调和处理各种矛盾的能力和水准。要建立科学有效的工作机制，妥善处置各种突发事件，努力把矛盾和问题解决在基层和萌芽状态。要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作用，帮助广大群众正确认识改革中出现的暂时困难，引导群众自觉地与党和政府同心同德，共同推动改革和发展。要善于协调处理不同群体之间及群体内部的利益关系，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形成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的强大合力。
　　提高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必须保持党的高度团结和统一。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的实践充分证明，保持党的高度团结和统一，是我们党应对国际国内的复杂形势，战胜各种风险的重要保证。要在思想上、政治上和行动上始终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确保政令畅通。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坚决维护党的集中统一。要严肃党的纪律，反对自由主义，切实增强党的组织性和纪律性，不断提高党的战斗力。
　　(四)不断提高依法执政的能力。依法执政，首先是指我们党的执政地位是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长期实践中形成的，是历史的选择，是法律的明文规定和党章的明确要求，具有充分的法理依据；其次是指党的领导要靠执政来体现，我们必须不断强化执政意识，提高执政本领。同时，依法执政又是依法治国的题中应有之义，依法治国必然要求依法执政。我们党依法执政的能力决定了依法治国的成效，反过来，依法治国的效果又是对党依法执政能力的检验。
　　提高依法执政的能力，必须增强法制观念。宪法和法律是人民意志和利益的体现。党领导人民制定了宪法和法律，就必须带头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要牢固树立我们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观念，权力必须接受人民和法律的监督与制约的观念，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违犯法律就应受到法律制裁的观念，自觉而坚定地做遵守法律、执行法律、维护法律的模范。绝不允许任何组织和个人谋求凌驾于法律之上和超越于法律之外的特权。
　　提高依法执政的能力，必须善于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统一起来。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坚持这三者的有机结合和辩证统一，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优势，是我们党依法执政的显著特点。只要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把握和处理好三者的关系，党依法执政的能力就会大大增强。
　　提高依法执政的能力，必须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党的执政方式。要善于从党的历史方位和时代任务出发，把执政的方式纳入法制的轨道，把党的主张经过法律程序上升为国家意志，从法律和制度上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党不是政权本身，不能取代政权机关的职能。要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党的方针政策与法律的关系，既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又善于运用宪法和法律治国理政。
　　(五)不断提高总揽全局的能力。"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总揽全局，是由我们党的执政地位所决定的。不断提高总揽全局的能力，是我们党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客观要求。
　　提高总揽全局的能力，必须坚持不懈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无论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无论遇到多大风险和困难，都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绝不能有丝毫动摇和半点懈怠。要把党的工作的主要精力放在抓方向、议大事、管全局上，集中精力研究和解决带全局性、战略性和前瞻性的重大问题，牢牢把握正确的前进方向和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动权。
　　提高总揽全局的能力，必须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要充分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并透过建立健全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的机制，规范同人大、政府、政协和人民团体的关系，支持各方独立负责、步调一致地开展工作。要统筹协调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充分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提高总揽全局的能力，必须善于结合实际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既要全面认真地贯彻中央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又要科学、清醒地认识本地区本部门的发展基础、优势条件、制约因素等，切实做好"结合"的文章。要正确处理当前与长远、局部与全局的关系，善于把本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置于国内外宏观形势和全国工作的大局中来思考、来谋划，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5、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推动和实现执政党自身的现代化
　　所谓党的现代化，就是政党适应客观环境及其变化的需要和社会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使自身的思想观念、队伍素质、组织结构、功能机制和活动方式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的过程。在新世纪，我们如何以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为指导，按照江泽民“三个代表”的要求，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尽快推动和实现党的现代化，这是摆在全党面前的一项十分紧迫而重大的政治任务。党的现代化是当今世界各国政党在自身建设过程中面临的共同课题。政党作为现代民主政治的核心，天生就是现代化的产物。当国家现代化重任历史地落到政党身上时，政党特别是执政党同时面临双重现代化的任务：一是国家的现代化，二是党的自身现代化。这两个现代化是相互渗透和彼此作用的。正因如此，诸如英国工党、墨西哥革命党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明确提出了政党现代化问题。如果执政党不能推动和实现自身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推动和实现国家的现代化，最终很难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在内的全面现代化，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是现代化的重要目标，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包括现代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强领导核心，在领导国家和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实现党的现代化，是题中应有之义。前苏联、东欧共产党之所以垮台瓦解，其原因固然很多，但最根本的原因是党内出了问题，即没有适应变化了的时代潮流和形势任务的要求，尽快实现党的自身现代化，因而被历史淘汰了、被人民唾弃了。如果我们不及早认识和解决这个问题，重蹈苏、东覆辙的可能性不是没有的。
　　党的现代化是当今中国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从我们党的实际状况看，党的根本性质、指导思想、奋斗目标和纲领路线，特别是党的基本实践都表明，中国共产党理所当然地应该是一个现代化的政党。但是，在党的肌体上又存在一些不符合现代化要求的东西。因为我们的党诞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又长期处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政治上的封建专制主义、意识形态上的皇权主义和经济上的小农意识的影响。邓小平1980年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篇重要讲话中，列举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现象、家长制一言堂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和“官本位”现象、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多少都带有封建主义的色彩。”他还指出，封建主义的残余影响不止以上这些，还表现在各个方面，如社会关系中残存的宗法观念、等级观念，上下级关系和干群关系中的某些不平等和人身依附现象，公民权利义务观念淡薄，经济领域中的某些“官工”、“官商”、“官农”式的体制和作风，片面强调经济工作中的地区、部门的行政划分和管理以至画地为牢，文化领域中的专制主义作风，不承认科学和教育对于社会主义的极端重要性，对外关系中的闭关锁国、夜郎自大，等等。在我们党内，这些封建主义的残余影响，在不同时期、不同条件下，均有不同的表现，有时发展到很严重的程度，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这些封建主义的残余影响，同现代政党的品质是格格不入和背道而驰的。党的现代化是我们党在加强自身建设历史进程中所采取的价值选择。在民主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党抓住了什么样的党是革命党、怎样才能建设好革命党这个基本问题进行党的自身建设，其价值取向是取得领导中国革命的主动权。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我们党抓住了什么样的党是执政党、怎样才能建设好执政党这个基本问题进行党的自身建设，其价值取向是取得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主动权。从我们党执政50多年的实践可以看出：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党，始终是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渐进发展的关键和前提。应该实事求是地承认，战争年代和计划经济年代形成的“以党治国”和“以党行政”为主要形式的领导方式以及领导技巧，有相当一部分不符合现代化的客观要求，不适应信息时代和知识经济背景下的经济发展规律。所以，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进程呼唤执政党的现代化。邓小平开创的“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实质上就是使党走向现代化的工程。只有现代化的党，才能经受各种风险的考验，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江泽民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提出和回答了执政党现代化的问题。只有全面现代化的党，才能做到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政党现代化绝不是政党体制的“西化”。因为，政党现代化是具有不同模式的。西方一党制、两党制和多党制虽有其自己的特点，但并不是济世的灵丹妙药。政党现代化是适合国情、党情、民情特点而形成的思想观念、组织结构、功能机制和活动方式的规范化、科学化、制度化，是一个本土化的历史进程。所以，我们在推动和实现党的现代化过程中，要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党的现代化道路，决不能完全照搬西方政党现代化的模式。
　　在新世纪、新形势和新任务面前，要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全面推动和实现党的现代化，这种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又一次新的历史性飞跃。当前，迫切需解决以下四个问题：
　　第一，理论要创新。一个立志走在时代前列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必定是理论不断创新的党，党建理论的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可否认，按照政党现代化的观点来看，在传统党建理论体系中，存在一些不科学的、过时的党建观念，并且是同过去长时期存在的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认识偏差相掺和的。所以，用改革的精神重新审视过去的党建理论和体系，用实践的标准去检验它，弄清哪些理论观点是今天必须继承和坚持的；哪些是要用新的观点和新的经验来充实、丰富和发展的；哪些是适应过去而不适应现在需要扬弃的；又有哪些是人们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的错误理解和从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出发，附加到马克思主义党建名下，至今仍被人们当作是正宗诠释而要坚决摒弃的。这对于促进党的现代化发展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实现执政党现代化工程的前提条件，若不如此就避免不了由于理论上的混乱和贫乏而导致实践上的尴尬无序。江泽民同志根据时代的变化、形势的发展，高瞻远瞩地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它的最大理论创新和贡献是揭示了共产党的本质论，特别突出强调了共产党的先进性。
江泽民“三个代表”所揭示的共产党本质论和邓小平所揭示的社会主义本质论以及毛泽东所阐述的新民主主义论，是20世纪中国革命理论、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和党的建设理论的三大突破和创新。
　　第二，制度要完善。通过制度化的途径，促进党的运作的科学化、制度化和规范化。执政党的制度建设，是执政党整体建设的科学归结和理论定型，担负着向党的其它各项建设提供实现机制和实现方式的功能。在我们党的运行机制中，由于制度不健全所带来的权力过分集中、人身依附关系、党内民主不充分等缺陷，实际上是国家政治体制中党政不分、以党代政、高度集权、权大于法、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等严重弊端存在和较难克服的主要原因之一。实践证明，党内法规和制度不健全，必然引起党内生活不正常，党员权利无法得到保障，党的领导作用受到严重影响，甚至导致严重错误的产生。因此，必须适时推进党的建设的改革，把制度建设摆到党的建设的重要位置。通过建立健全党内各项法规制度，具体有效地规范党的领导体制、领导方式、组织形式和工作规则，使党组织的运行建立在党内法规、制度及秩序的基础之上，并以此推动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和法制化。
　　第三，视野要拓展。江泽民在“七一”讲话中指出：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方向，就“必须继承和发展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所以，我们要善于大胆借鉴和吸纳国外政党建设的经验，探索现代政党发展的一般规律。强调马克思主义政党不同于其他政党的特殊性是必要的，但如果我们忽视人类政治(包括政党政治)文明成果的一般性，甚至把那些本来属于人类共享的政治财富统统划归到资产阶级及其政党名下，从而使自己的理论空间变得封闭狭小，这对于共产党的发展和现代化是有害无益的。当然，学习与借鉴并不意味照抄照搬别国政党体制的模式，政党现代化也不等于政党体制西方化。我们所强调的是“批判地吸收”，即通过总结别党，包括资产阶级政党、社会民主党以及其它共产党的经验、教训来研究和解决我们党的问题。做到党建资讯网既不封闭自己，也不随波逐流，避免重复别党以往所犯的错误。比方说，西方国家关于权力制衡的理论、反腐倡廉的措施和选拔文职官员的制度及民主政治建设等有益东西，都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共产党人要有战略思维、世界眼光和宽广胸怀，博采众长，为我所用。�サ谒模�切入点要选准。推动和实现党的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一定要精心设计，慎重进行。除了上面讲的理论要创新、制度要完善和视野要拓展之外，还要选准切入点。从我们的国情和党情出发，当前应该从以下七个方面入手。
　　推动和实现思想观念现代化。理论的创新，首先是思想的解放和观念的更新，如果思想僵化、观念陈旧，甚至还继续延用战争年代和计划经济时期所形成的思维定势、工作方法和传统模式指导新形势下党的建设工作，就会落后于时代的发展，经不起各种风险的考验。
众所周知，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一整套模式，都是照搬原苏共高度集中模式的，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中国共产党也不例外。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条件下，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党的领导的体制、结构、制度以及活动方式，已经远远不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但是直到今天，我们仍然没有摆脱传统模式的束缚，继续按照计划经济那一套建党，这样做的结果，并没有激发党的活力。所以，观念问题不解决，党的现代化就无从谈起。面对21世纪，党的各级组织、各级领导干部，都要牢固树立起党的现代化的意识，并用这种意识自觉地指导党的各项工作。这是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需要，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也是面向21世纪的中国社会发展要求我们党应具备的基本品质。
　　推动和实现执政方式法制化。推动和实现执政方式法治化要解决一个定位和完成三个转变：一个定位就是：党的领导权和国家权力职能定位要准确。国家对社会实行的是方方面面的领导和管理，具有控制性、权力性和具体性的特点，是立法权、行政权与司法权的三维统一，对其整个社会具有普遍的权威性和约束力(包括执政党在内)；党对国家实行总的领导，具有方向性、指导性、全面性和根本性的特点，而且必须通过法定程序和运用法律制度这个中介来实现，而并非代替国家的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主要是解决党和国家权力机关的关系问题，而不是简单地解决什么党政关系的问题，否则法律至上的权威就难以确立，理性的法制秩序就难以建立。三个转变就是：由人治色彩浓厚的治国方式向依法治国方式的转变，由行使权力为主向说服教育为主的方式转变，由直接手段为主向间接手段为主的方式转变。这里的核心是由过去的“人治”向现代“法治”方式的转变。推动和实现党群关系和谐化。任何政党的存在、发展和壮大都必须以广泛的群众支持为基础。在西方政治制度框架下，选民经常成为各政党动员的对象或利用的工具，他们一旦上台执政就有可能改变竞选诺言，实行大不相同甚至完全相反的政策，最终抛弃群众。中国共产党与西方政党有着本质区别，任何时候都把为人民谋利益作为自己全部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形成了独特的广泛联系群众的优势。但在现实生活中严重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和以权谋私等现象仍然大量存在，有的地方党群关系、干群关系还相当紧张，甚至成为影响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关键因素。为此，要进一步疏通和拓宽党联系群众的渠道。党联系群众的渠道分为体制内和体制外两种：体制内是指党的各级组织、党的干部与全体党员，这是党联系群众的载体，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使得党群双向沟通不畅。要沟通这一渠道，最为重要的是克服特权思想和官僚主义作风，教育党员干部认清新形势下同群众保持良好关系的极端重要性。体制外是指党的统战部门和群众组织，这是党联系群众的常设组织，也是党联系群众最为直接最为广泛的渠道。通过这些渠道，党能将自己的触角伸向社会的各个方面。�ネ贫�和实现党的决策科学化。对于执政党来讲，合理开发和利用自身的资源，实行资源的合理配置，关键在于党的决策。推动和实现党的决策科学化，最为重要的是建立健全决策的三个系统和一个体系。三个系统是：社会预警系统、信息处理系统和决策支持系统。社会预警系统主要解决政党决策的需求问题，信息处理系统主要解决政党决策的创议问题，决策支持系统主要解决政党决策的准确性问题。一个体系是党的创新体系。如果一个政党缺乏创新意识和能力，就会墨守成规，摆脱不了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束缚，最终必将丧失活力和生命力。构建党的创新体系最主要的是理论创新、体制创新、科技创新，这是现代化变迁给执政党提出的重大新课题。
　　推动和实现党内关系民主化。要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执政党首先要有充分的民主。不论是从国际共运范围看，还是从我们党的历史看，党内民主始终是薄弱环节。因此，在党内突出强调民主，狠抓党内民主建设，对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西方政党普遍组织松散，但党内民主有传统，较难形成专制和特权，除非在极个别情况下，由于法西斯化才会出现独裁者。与资本主义政党不同，执政前的无产阶级政党往往因环境险恶艰难，其生存和自身作用的发挥都需经过顽强斗争，所以党内需要高度集中统一，由此导致民主不够。执政以后，党的执政地位一般都会合法化，不存在反对党、在野党对其执政地位构成的威胁，因此往往更容易忽视党内民主建设。共产党要实现自身建设的现代化，首要的任务就是用现代化的观念发展党内民主。对此，可以批判地借鉴西方政党体制中有益于民主建设的积极因素。
　　发展党内民主，一方面要遵循邓小平关于依靠制度建党的思想，在党内立章建制，确保党内民主健康发展；另一方面要靠全党同志树立民主意识，熟悉和善用党员的民主权利，积极参与党内事务，发挥主人翁作用。�ネ贫�和实现党员干部素质知识化。在科学技术已经成为第一生产力和知识经济初露倪端的今天，我们党要领导中国走向现代化，自身就要有驾驭科学技术发展的能力，即要有认识、管理和运用最新科学技术的能力。从党的现状来看，党员干部队伍整体的知识素质不高是一个突出问题。所以，提高党员干部的知识素质是一项紧迫而重大的任务。
　　一是要用创新的理论和知识武装全党，在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方面引入现代科学的思维方法和观念。目前我们党的思想建设的根本任务，是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思想武装全党。在此基础上，也提出了全党同志都要学习和了解现代科学技术知识的要求，让全党同志都有高度的热情及浓厚的兴趣来跟踪、了解、研究当代科技发展的最新动向，并将其新发展与我国现代化建设联系起来，把当代科技的发展趋势与我们对人类社会发展趋势的认识联系起来，从而使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真正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二是要逐步提高全党同志的科技素质，努力建设一支具有科学素质的党员干部队伍。邓小平提出党的干部队伍建设的“四化”方针就有“知识化”和“专业化”两条要求。对党员干部的知识化和专业化不能狭义地理解为一劳永逸、一蹴而成，而是需要持之以恒和常抓不懈，通过建立激励和约束机制来强化党员干部队伍科技水平的提高。我们要在党内造就和培养一大批各种专业的科学家、理论家以及懂得科技管理的领导人才。这些党内专业人才要形成梯队和大层面，逐步成为党员干部队伍的主体。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科教兴国和国家现代化的目标。
　　推动和实现党务管理信息化。要在党务管理工作中引入和运用现代科技的新成果、新方法，提高党务工作质量和效率，增强党务工作的有效性和科学性。在党的各级组织进行决策时，可以运用系统工程的运筹学理论和系统方法的优化性原则、整体性原则、协调性原则、有序性原则、可靠性原则、预测性原则，以增强我们决策的正确性；在党员干部队伍的管理中，可以运用系统控制论的原理和计算机、网络信息技术来提高管理的预见性、规范性、科学性；在党员教育中，可以利用各种先进的影音技术、传媒技术来提高教育的吸引力和实际效果；在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中，我们可以运用控制论基本原理和方法，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探索和形成切实有效的党风廉政建设的新机制和新路子。
　思考题：
　　1、党在新时期的三大任务和两大历史性课题的基本内容。
　　2、如何理解“全面小康社会”的内涵。
　　3、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4、试述执政理论的基本内容。